== 台胞知否中共为何如人也 (作者：老田 11/28/1999) ==
下面是两件陈年旧事，大有助于了解中共是什仫人变来的。
第一件是发生在1947年初，东北决战已经结束的沈阳，很多国军想要投诚，但由
于等待收编的部队太多，一些没有重装备的国军往往无人肯要，大街上常有国共两军
对面设岗的滑稽现象。最后上头来了命令必须收编或者给资遣散，原国军中的一名湖
南小伙又瘦又小无人留他在遣散之列（势利眼要不得！），但他想找门子投入共军。
各位千万别以为他英雄主义或者理想主义大发作，想要建功立业，其实他压倒一切的
想法只是要回老家。因为东北湖南相隔几千里，手上又没有多少钱，兵荒马乱的一个
人回家可真不容易走，他料死共军必定向南开因此决计跟回去。其实他也不认识中共
方面的人，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找老乡，他终于找到熟悉的乡音和老乡，老乡
被他缠不过只好带他去见连长，连长一见他就说：个子太小，急行军还要帮他扛枪，
不要。他当即就觉得回家希望渺茫难过得哭了，老乡也在一旁帮着说话，连长动了恻
隐之心，改口问他有什仫特长，他是农民出身还真没什仫专业技能，想了半天最后说
读过两年私塾。连长一听当即眉开眼笑，本连是英雄模范打仗本领是要得，但最缺的
就是“知识分子”。加入共军后马上被选为全连的“文化委员”极受优遇。后来他见
识到一次选举是这样的：指导员拿着筷子指着一只碗说这是某人，共军依次走过从一
只装满黄豆的碗里拿起一粒黄豆投入某一个特定的碗里，最后数一数某人碗里的黄豆
颗数就知道某人的得票。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解放了又一个县城，地方苦求解放
军留几个干部帮助搞土改，有一个班长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而且有水平（主要是已
经学会了写字），被命令留下。到地方后委任为副县长，要求他单独组队独当一面，
此人很腼腆在人前不敢讲话，要他在会上讲话常常会哭鼻子。硬着头皮搞了几天，地
主固然有意见，农民也常找他扯皮，更为严重的是一个地主家的洋学生小姐（不要误
以为是留洋，农民把在城里上过学的称为洋学生）想要嫁给他，工作不顺而且受地主
阶级糖衣炮弹的威胁。他强烈感到还是打仗容易，于是他开始“滥用职权”，先是以
副县长的名义没收地主家20斤大米和一杆鸟枪，然后再为自己发一张去“支前”的路
条，发扬不怕疲劳敢于夜战的精神去追赶队伍，经过十多天的追赶也是因为他运气好，
在湖南境内找到了备战“衡宝战役”（是役打跨桂系王牌第七军，间接确立了蒋氏政
权的可靠地位）的队伍。
上述两则故事的主人公，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缺乏理论知识是建国后一段时期内
广大基层干部的共同特点。很多人并非出于争权夺利而走上领导岗位，而是被“赶鸭
子上架”。虽然缺乏应付复杂局面的经验和能力，但是忠诚无私，以一个军人令行禁
止的品格严格执行上级指示。
实际上，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大多数都是上述主人公及其朋友们在党政界当
领导和执行政策。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那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是如何产生和发
展（扩大化）的，是如何可能仅仅就由一条指示就导致一场撼动几亿人的运动。
毛泽东有一条语录是这样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
中国的现实看，若改成“只有农民才是创造新中国历史的动力”才更加切合实际。在
这个过程中，知识界几乎是一个旁观者，只是统战和团结利用的对象。这间接决定了
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中的尴尬地位，没有共同奋斗的友谊和朋友般的信任，由于农民简
单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思维简单化，对知识分子怀有天然的不理解和恐惧感，知识分子
属于被改造利用的阶层，也导致了后来坎坷的命运。几乎所有运动中都存在一个简单
粗暴和扩大化的问题，与其说是共产党党纲（阶级斗争）的问题，毋宁说是共产党党
人（多数是农民缺乏现代知识）的问题。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理解一些知识分
子反动和反党的问题。在中共党内，周刘是非常温和和开通的人，其人格也备受海内
外推重，但周恩来曾带头揭发梁漱溟“一贯反动”，刘少奇曾说胡风的意见书是维吾
尔姑娘的小辫子抓住了就不能放，胡风后来被认为是继承鲁迅反封建和启蒙大旗的斗
士，如此他反对共产党人（农民）及其言论就一点也不奇怪和冤枉了。
邓小平说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组成人员是毛刘周朱陈（云）邓，他们压倒一切的共
同点是出身农村，多受旧学教育（其中有人曾去过法国，但主要是勤工而疏于俭学并
且时间也很短），现代知识极端匮乏。生逢乱世，怀有救国救民的抱负，选择了“科
学的”（因为有实现的希望和可行的方法：组织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道路。毛说改良
主义好是好可惜的是“理论上行得通，实践中办不到”，所以予以抛弃。
缺乏现代知识和建设管理方面的经验，在各次大的运动中都有充分的表现。本人
在高中时学习过一门生物课，其中讲到“净初级生产量”的概念。那些被不断胜利冲
昏了头脑的人再怎么也不会相信亩产过万斤的神话了，只要他们有一点点这样的知识。
自然界在他们的头脑里是模糊不清的一片，才会有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的口号。共产党固然不是圣贤，但怎么说也是爱面子的中国人，决不会是耍猴戏让人
看笑话的小丑。60年斯诺访问毛泽东，问到建设方略，毛回答不知道，斯说毛谦虚，
毛说那不是谦虚是真不知道。这确实不是谦虚，而是地地道道的大实话。
此外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政治伦理观念，对他们有非常深刻的烙印。修身和治国，
国家政治和个人道德，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在思想上的教育和改造运动，宣传上的反
和批多次高潮，行动上的取缔大烟和妓女甚至还一度消灭了性病，确实创造了而且注
定是“空前绝后”的奇迹。
过分道德化直接和自然而然地发展为十年文革。文革依本人之见是人类历史上最
失败的道德重整运动，鉴于传统文化中浓厚的道德成分（内圣外王）就算称之为文化
大革命也不算太离谱。为了消除旧思想和旧道德，采取了打倒一切的极端态度，实事
求是地说，在破除传统道德观念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成效。然而，破而未立，虽然从
1963年就开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在行军作战中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碰到了不小的难题，难以推销得动。现实并未能
如毛所预料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轨迹运行。摧残一切“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
道德观念，导致对人本身的忽视和对基本人道主义的鄙弃，再加上当时“腹背受敌”
（美在越南苏在北）的严峻国际形势，“攘外先要安内”的急迫心情，批判的武器发
展为武器的批判，对思想道德的重整发展为对其代表人物的肉体消灭，武斗和全面内
战是这一极端倾向的外在形式。
把文革说成“由领导集团错误发动的、被反党集团利用的，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
族人民带来深重灾乱的内乱”的结论，由于是中共最高权威机关作出因而具有相当的
权威性，受到海内外许多人的认同，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说“对于中国同志的结论，
我没有更多的可以补充的了”，许多国人也高度认同。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个结
论主要是由文革的受害者总结的，带有明显的翻案味道，不仅未能正本清源而且大失
偏颇。内乱的文革在69年发动反修防修（停止武斗）时即已经终止，而无形的文革却
继续花样翻新地进行着，铲除剥削阶级思想道德的生存土壤---割资本主义尾巴（一
大二公、公比私好）的思想到现在还是不大力扶持私营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破除
旧道德和建设新道德”的结果是道德的真空状态，文革中靠的是严厉控制人们的思想
和言论并以一定程度的人身威胁来替代人们的道德自觉。放开控制以后，人们的思想
和行为有了自由，但社会好象一夜之间失控。看来“拨乱反正”并不是那么容易，道
德的混乱要靠道德的重建来修复。早些年台湾曾有人主张：在中国传统的五伦之外，
要着重第六伦（我倾向于把它理解为职业道德）的建设。这个较为接近中国现在面临
的状况，我认为要优先学习和借鉴。
许多人简单地认为，对于中国大陆现在的腐败、渎职和无责任心现象，只要引进
民主（多党制）和法制建设就能够加以解决，虽然那会有一定效果但恐怕远远不是对
症良药。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保护资本所有权而肇始（大宪章），在大的原则上体现
利益集团的愿望，从历史看在此方面的确运行良好，在具体事务中恐怕用导致混乱来
形容也不为过；而法制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一种事后的救济手段，而且其成本是极其
高的，相信打过官司的人会有体会。道德的失落一定要用道德重建来解决，这是比改
变政体困难得多和需要长期坚持努力才行。不惟如此，对于中国面临的几乎一切问题，
许多西方人士所开出的万应灵药都是：民主和私有化。这对于中国而言，这是另一个
大跃进（西方喜欢称之为休克疗法），和中国人58年进行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
同，这一次是要中国“跑步进入资本主义”。中国人已有了一次“大跃进大碰壁”的
教训，孔老二先生说过要“不迁怒（第一是不怨天尤人）不二过（第二是不重犯同样
的过错）”。教训甚至比经验还宝贵，看看俄罗斯的轻率冒失就知道是少了大跃进的
教训。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说他是“借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始皇之法”
（571工程纪要）的暴君，其实又有哪一个同时代的人能够逃脱这些因素的左右呢？
邓小平不是也多次表示应为文革这样的悲剧负责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清党”后，
只有远离城市和现代化的一切，走入老少边穷地区和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起，开始长
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他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女，日夕与农民为伍，不可能克服和完
全摆脱农民特色和不足之处。所以在治国和经济建设中，常常看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例如办企业往往大而全小而全甚至学校医院一起上，大大体现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
流传的“我家万事不求人”的建土围子的理想。现在报纸上天天讲为企业松绑、剥离
社会功能，但农民老大爷就是不明白，如果说打土围子他肯定一下子就理解了。在外
交上也很好体现了农民的交友观：要么是牢不可破的友谊（两肋插刀），要么转瞬即
成死敌（翻脸成仇），甚少平衡轻重的观念（近年来才有改变）。
中共文件中常常用“革命家的错误”来解释毛泽东晚年的行为，如果你心里不服
气那就无妨改成“农民的错误”，大概就事理通达心气平和了。一个人难以摆脱自己
的过去既是悲哀也是幸事，而中华民族经历的一场农民革命，同样是具有两重性，他
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时代，没有任意选择的可能。人们对此啧有烦言可以理解，然而，
没有取得应得成就是不是由于主观因素完全没有客观原因可以讲呢？不是这样的。
新中国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为了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在50年代抗
美援朝和60—70年代抗美援越，耗费了大约400亿美圆的国家财力。60年代末，由于
受到北方的新的核威胁（南方是美国），中国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1969年8月
28日，中央下达了八二八指示，国民经济转入战争状态，人员开始疏散，大学教师和
部分干部疏散到设在农村的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加快三线建设，工
业布局按林彪的要求要（进）山（钻）洞（分）散，毛要求每一个县都要尽量建齐“五
小”企业，城市经济开始搬迁和转移，从此城市陷入长期停滞，高等教育基本停办。
按战争需要建立的工厂规模小布局极不合理，投资效益很差，大量重复建设到今天仍
然是国企脱困难的重要原因。而与此同时，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却受到美国的大力扶
持成为冷战的既得利益者，如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扶持既有有形的援助更有
无形的市场开放（在中美关系蜜月中的1985年，美国对中国产品提起56起反倾销诉讼，
差别有多大），其中日本机会把握最好，成效也最大，菲律宾最差，台湾地区和南韩
的成就介于上述两国之间。
从今天中国的成就看来，共产党既干了不少傻事，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瑕不
掩瑜。如果历史选择了国民党，成就反而可能不如今日。毕竟国民党无法集中全民的
力量以建设中国，而且无法对民族工业进行有效保护和扶持。除非天假英年予孙中山
先生，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有可能是中国在苏美之间的有利位
置上，实现国家较快的进步。由于中苏在反对日本侵略上的共同利益，中国将会得到
苏联的大力帮助，在对日战争中一定会大大降低国民遭受的苦难。而蒋介石一边倒投
向美英，殊不知资本家国家无道义，日寇在中国杀人四千万，其中90%以上是手无寸
铁的平民、妇女和儿童，而强盗的战略物资一半以上是由美国提供的，而且在继续不
断地提供直到珍珠港被偷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活该）。而英国则应日本要求曾
把滇缅公路封闭三个月。当时只有苏联派遣空军志愿军帮助中国。蒋介石不智浪费了
中国的一个好机会，但还只是一个反共分子，可后蒋介石时代的领导就更加不成话了，
公然要卖身投靠美日帝国主义的怀抱，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充当反华的尖兵。
实在是一代不如一代。
历史不会重演，但是温故可以知新。
如果不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历史问题，也不可能理解今天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
化。现在民间和知识界在很多问题上甚至走在中共的前面，这不是一句“被共产党洗
脑”能够概括的，这个无助于认识问题和增进了解。
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曾经是中国最有救国救民抱负的一群，并组织起中国人口最
多的阶层实现了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曾给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度和民众进入近代
以来最扬眉吐气的年代。他们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仅不贪污而且连薪水都没有
（实行供给制），曾经是民主和进步的象征，是民族希望之寄托。他的共产主义纲领
对中国人来说还有着特别的意义：跟古圣先贤的“大同世界”理想有着相当多的共同
之处；最受抨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和广大底层民众常常提到“等贵贱均贫富”的
起义纲领并无重大歧异。其纲领中的人民性和正义性可能会由于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
而甚少被人提起，但决不会因此而消失。在此提请朋友们注意：一些著名的铁杆反共
人物如英国的丘吉尔，对共产主义是怀有深刻的有产者（连他外婆家都是美国的大资
本家）偏见的。
五十年过去了，共产党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再拿那些陈年旧事来骂他，我
相信江朱听了也是一肚子苦水倒不出。道德第一政治挂帅时代，知识分子没有优势，
在以经济建设为主的今天，他们自然成了主角，知识分子政策越来越被人遗忘成为不
需要。甚至知识化成了新时期共产党的主要特色，农民的影子渐渐淡了。共产党越来
越自信地领导这个国家，那些用导弹袭击大使馆的国家想要制造混乱的国家吃惊地发
现，知识界更加靠近共产党了，甚至于是整体向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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