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文化传统与经济失落 [1,2] (作者：老田 12/24/1999) ==

一、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笔者以为，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文化传统是传
统文化作用于人本身后所形成的，是前传后教和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和价值
取向等的中和，是一件见者有份、人人都在其中的事情。而传统文化是大成
至圣先师及其同路人手创的事业，是一部英雄和无名英雄创造的历史，跟大
多数人没有关系。

　　除极其少数的专家和学者是真的在谈论传统文化以外，多数人在说传统
文化时实际上是讨论文化传统，这里面也包括柏杨这样的知名人士。讨论文
化传统是比较容易的，它的各种表现和流弊都是我们习见习闻的；而传统文
化与我们暌违已久，甚至少有接触的机会。因为从“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
”陈独秀肇始（当时其效力实际上只及于开风气之先的城市），到毛泽东发
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天地君亲师”牌位从农民每家每户非常隐秘
的阁楼里清除，历时六十余年。当然这个过程打击的火力集中于文化传统，
但实际上却间接地隔绝了传统文化和普通人的联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西学、新学”代替了“国学、旧学”，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分文理，一概是西
学和洋学。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人认为太保守应大胆改
为“西体中用”（如李泽厚），但在教育上，“中用”的位置都没有能够维
持住。邓小平曾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倒不
无意义。然而，“五讲四美三热爱”一类的东西，恐怕只能用孔老二先生的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来形容才比较合适，新的文化创生的实际成效寥寥
，虽然冯友兰教授称自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新
儒学的影响极为有限走不出小小的学术圈子，这种现象的存在，到底是因为
儒学完全失去了生命力没有新生的可能，还是因为缺乏走向实际的管道，人
们尚不得而知。

　　时至今日，很多讨论传统文化的人连“四书”都没有读过，儒家的“三
纲八目”（参见《大学》）被有的网友误为“三纲五常”，应该说，敢于做
这样的题目在素养上还是有相当底蕴，然而这是一个时代的或者是民族的尴
尬。所以传统文化这样的题目太大，笔者只是略窥门径不知堂奥，实际上也
只是准备主要探讨一下文化传统。

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梁漱溟先生在二十年代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哲学》一书，迄今为止论
中西文化者许多未能超越梁先生的认识。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六十多年的
时间里，梁先生一直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在批林批孔中梁也仍然坚持只批
林不批孔，被台湾方面称为“大陆最有骨气的人”。八十年代，九十高龄的
梁先生在接受记者的访问时，仍然坚信“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据笔者体认，梁先生主要是从高瞻远瞩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并非
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足以师法万世，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说中国文化的总路
线和大方向正确，应以此替代和修正西方文化的乖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较为注重人本身（内圣外王），注重谐调和调和（中庸、执两用中）。这是
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在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上，中国文化则颇多可批可评之
处。

　　把文化中的哲学关注相互比较：西方哲学是“爱智”，中国哲学是“闻
道”；中国哲人关注更多的是“人伦”，而不是西方常常关注的“物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是典型的“行为（科）学”而
不是“世界观方法论”。所以用西方的标准来套中国的思想家，中国几乎乏
善可陈。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用唯物论、辩证
法、认识论诸范畴来界定中华文化，结果是生搬硬凑，看了后只有摇头叹气
。其他类似的书还很不少，只不过没有这一本流传得广。

　　儒家文化在现代中华大地上，得到了最不公正的待遇。推究其原因：在
台湾是因为“西风毒化”，在海峡的这一边则是因为“教条主义”。反倒是
在日本颇受重视（当然他们现在并不认帐），被称为日本企业现代化之父的
涩谷荣一曾著过一本《论语加算盘》的书。一些日本友人曾对中国批孔感到
痛心，冯友兰教授赠诗一首曰“两国文章一脉通，凭君诗赋继唐风。新陈代
谢寻常事，莫为尼山叹道穷。”诗中多少感慨，多少无奈。

　　笔者多次读过“四书”，但由于世易时移而且无师无友，领悟非常有限
。但发现是不可多得的管理教育材料，如果有一天鄙人成为资本家，一定要
把《大学》和《中庸》两篇译成现代汉语，要求手下员工每周学习一遍，必
定有助于提高员工的敬业精神。传统文化的主旨对于现代经济参与者并不过
时，儒学的生命力也远未终结。

三、经济落后与儒学式微

　　近代以来，西方发生最重要的事态是工业革命。在这一次的技术浪潮中
，老大中国开始在技术和经济上落后。鸦片战争让中国初尝落后就要挨打的
“西式真理”，一些人开始体制内的改革探索，“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其代表。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彻底
葬送了这一道路的前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体制改良主义应运而生，短命的
百日维新迅速宣告其破产。由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走上前台。苏联的建立
也让中国知识分子深受鼓舞，共产主义也应运而生。

　　在这个过程中，康有为用《托古改制考》来复活孔子，而陈独秀则成为
“只手打倒孔家店”（胡适语）的英雄。孔子死去两千多年，翻陈年旧帐都
是为了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人继承这一智
慧，用文化批判代替或者是影射政治批判（〈河殇〉）。文化多次成为政治
黑暗的代罪羔羊。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更主要是由于文化传统的
无处不在，注定了它必须李代桃僵的悲剧命运。

　　中国近代由先进而落后，西方能够产生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急于“破
案”的中国知识界把板子打到孔老二的屁股上。据笔者浅见，该打板子的另
有其人，如汉代桑弘羊。他主张“盐铁官卖”，所谓官卖并非是仅仅禁止私
售，而是在卖价中加上巨额税负，从此中国最主要的工业部门便担负着为中
央聚敛税收的功能。从财政角度看，这倒不是一个坏主意，既易于操作又相
对公平，至少比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就高明得多。我们知道一国高筑
关税壁垒，可以很好地防止洋货冲击国内市场，被桑氏在国内这么一搞，市
场需求就被大大压缩了，几千年来需求不振。再加上“官卖”那个官字，那
影响就更加不得了，这个只需要回顾一下上世纪“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
”的成效，和现在中国“国企”的状况，就知道事情糟糕到何等地步了，更
何况还有禁止私人竞争者进入的极端政策。桑弘羊这么一搞倒是帮皇帝解决
了大难题，惟其如此，该政策被中国皇帝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两千年之久，本
世纪范旭东创办久大盐业公司，多亏他能找到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变通办理，
否则决无成功之可能。

　　儒家被押上被告席，主要证据是因为主张“重义轻利”和“重农抑商”
。其实这是一桩典型的“风流罪过”。向来与儒家针锋相对的法家代表人物
，也一样把商人称为社会的蛀虫（参见韩非〈五蠹〉）。而且这种现象也不
是中华文化所独有，在西方非常晚近的时代，还存在过“重农学派”，其中
以法国的重农学派最成气候，当时已处在工业革命的前夜。在金本位即将走
向全盛的时代，以马克思的博学和远见，得出了“货币天然是金银”的论断
，仅仅一百年后，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论断是多么的荒谬。这不是因为我们
更加高明，而是做“事后诸葛亮”比较容易而已。人的认识不能脱离时代太
远，这是唯物论的一个基本点（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我们若以今天
的事态苛求两千年前的先贤，未免失之太过，如果进而认为是他们确立的文
化导致中国在近代落后，那就是典型的无赖唯心主义了。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学界兴起一个新经济史学派，该派的观点新颖之处
在于：把传统的资源决定论、地理决定论、人的精神决定论等陈腐观念一扫
帚扫开，单单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由于这一派
的理论极少碰到老式庸俗决定论经常遭遇的、难以解释的难题，所以声势日
壮。以此而论，因为中国古代集权的官府和中央政权是同时代最有效率的经
济组织，所以中国能够在经济技术方面领先。近代西方出现了新式工厂制度
，是比中国官府效率高得多的经济组织，所以西方能够后来居上。中国把国
企改革的方向定位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活力和效率作为中心环节，只
要是能够走通看来也不会有错。

　　中国未能在西方之前建立起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与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和
富于创造性颇不吻合，跟儒家的治国方略也大相径庭。说来说去，还是和桑
弘羊的“官卖”有关，官大压死人，是官与民争利的结果。有一个比较生僻
的成语“研桑心计”，其中的桑就是指桑弘羊。研是指计研，计研这个人我
们不熟悉，但他的学生范蠡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先是助勾践灭吴，后又拐带
西施，最后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富翁---陶朱公（是中国商人供奉的祖师
爷），名利美女天下好事被他一个人占尽。即便是这样，大概也不能和桑弘
羊相比。在中共党内，邓小平也算是一号人物，但他也只能指望自己制订的
路线被“坚持一百年不动摇”。桑弘羊的基本路线被坚持了两千年，虽经王
朝更迭，代有才人，都不能有根本修正。若非中国被西方列强打破国门，说
不定现在还在被忠实执行。其心计厉害之处在于结合优势阶层的既得利益，
而且深藏不露，是隐藏得最深的“阶级敌人”和中华公敌，虽从无人为之辩
护，但从未被人抹黑。儒家作为高高在上的国教，却被冤枉扣上屎盆子，虽
经新儒家极力开脱，至今未能全面翻案。

　　中国近代的落后与其说是文化的问题，毋宁说是政策和策略方面的失误
所致。这是一个比政府形式和架构更亚一个层次的问题，而远不是一个在最
高层面---文化上的问题。“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是因为在民族
危机深重而传统保守势力又极其顽固的情况下，中国知识精英“病急乱投医”
，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此后几十年来，各种复辟势力和开历史倒
车的家伙，莫不借“国粹”而还魂，这更加深了传统文化的悲剧命运，败坏
了传统文化的声誉。陈独秀后来私下里坦承：并不是要跟孔子过不去，而是
许多人扯着孔圣人的大旗不放，所以只好把这杆大旗连根拔起。

　　建国以后，人为地划分唯物与唯心、进步与反动，“批林批孔”“评法
批儒”反映了多少狭隘和私心。《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评论先秦诸子
时说：“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那是何等胸怀和视野。教条主义
大发作和无知到只会贴标签，对比古人，宁不惶愧无地乎？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式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桩冤案。它的产生
有其特定历史条件和合理性，从而具有了一定的不可避免性质。今天那些历
史条件已日渐消逝，我个人高兴地看到在中华大地上，对这一过程的反思越
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刻。这将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先兆，是中华文化为世界作贡
献的先声。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但这个
过程将是长期的，需要我同胞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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