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文化传统与经济失落 [3(完)] (作者：老田 12/30/1999) ==
四、中华文化传统的缺失和原因
在中华大地上，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的一个当然遗产是：私德比较发达而
公德不发达。相比较而言：私德是自愿性的，多受舆论强制，主要调整情感
方面；公德是义务性的，受到法律的强制，主要调整利益方面。私德以血缘
为基础的社区关系中产生的规则，时间在前，是一种亚社会性的东西；公德
是工商业机构中和相互之间应信守的义务，时间在后，是完全社会化的范畴
。和西方现代化的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公德意识较为薄弱。这是被指称为
中华文化传统一大缺失的，而且证据确凿的主要理由。
在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工厂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在道德和工作伦理方面也相应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托
夫勒在《第三次浪潮》对此有非常形象和深刻的描述：由于要充分利用日光
照明和贵重机器要提高利用率，人们必须改变传统的作息方式，增强纪律性
和进行相互分工协作，所以，早上人们同时起床，晚上同时就寝甚至同时做
爱。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消极怠工、目无组织纪律的事甚至捣
毁机器，时有发生，西方公民变成今天这样的具有敬业、富于合作精神、尊
重法纪（这些都是公德的范围）的模范民族，是经过了一个近三百年的脱胎
换骨的岁月。这实际上是一个资本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是一个资本家
学会如何当称职的资本家，同时软硬兼施地教会工人如何当一个好工人的过
程。是把人从自由自在和自私自利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强行驱赶到社会化大
生产中去并适应新的经济伦理的过程。
反观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家庭为经济主体、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占主导。实际上直到今天，大陆农村农民的相互关系上还没有根本性
的改变：人们相互之间以家庭为单位，基本利益不交叉（你家的田和我家的
地，界线分明丝毫不相包含和混淆），相互交叉的更多的是感情。所以传统
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所调整的关系，主要局限于
“私德”的范围而非“公德”，主要涉及感情而甚少涉及利益调整。君臣关
系是五伦中最接近于“公德”的范畴，然而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是父权中心
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李大钊），是家长制，皇帝和父亲有共同利益“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吴虞），所以也完全用不着另起炉灶。
与西方相比，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工商业为主体以以西方为参照系
）后，公德方面的欠缺是极为明显的。中国人被普遍认为注重“人情、关系
、面子”；在相互交叉的利益面前，欠缺灵活务实的态度和手腕，或者说对
国际惯例生疏；在共同的利益面前缺乏合作的精神，以求取整体利益最大等
等。这是几千年自然经济决定的，有着非常明显的“传统性”，或者更直截
了当称为“落后性”。这种落后在近代以来不断地被人发现，这种发现也多
具有某种共同的认识历程，如出国去生活了一段时间（当然多数是去欧美等
现代国家），便有了这种惊天动地的大发现。如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
不生气》就是一例，当然颇具影响同时也最具有革命彻底精神的大概是柏杨。
在学校读书时恰逢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开始流传，笔者读后极感震撼
。倒不在于思想深遽，发前人之未见，而在于其用词之刻毒。对比鲁迅“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悲悯情怀，和常见的恨铁不成钢式的刻薄，更能给人
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撼，如酱缸蛆、过滤性病毒等。其遣词造句已经超
过妖魔化中国的西方媒体精英的手笔，颇有一种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决心，好
象中国文化真的已经积重难返和无可救药了。实际上他谈论的只是文化传统
，和李泽厚冯友兰这样的学者相比，柏杨只是一个文人，其学识和胸怀都够
不上谈论传统文化的层次。不过学者失之严谨和深刻，不容易流行和形成某
某热，然而学者的影响将会持续几代人，而不会在几年或者十几年内很快被
人遗忘。
确实，中国自然经济下形成的传统，需要革命性的改造才能与以工商业
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相适应。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看，几千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
儒家文化对其渗透是非常深刻的，这一点无须否认。果若“公德”的建立可
以通过文化批判来建立，中国经过从五四的“全盘西化”到文革的“否定一
切”，长达六十年的反复努力，理应大有建树，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看来在
铲除旧社会的废墟上，新社会的大厦并不能自动地生成和长高。在中国的文
革十年之后，柏杨式的“革命情怀”就很有点浅薄和不着边际了。
要改造传统，即便是采取文革那样极端的手段，在清除祖宗牌位这样一
个单一的问题上，所产生的效果都难以维持。在放弃严厉的控制手段后，仍
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回潮。笔者看到现在农村越来越多的家庭的照墙上，被
文革清除的牌位的原有位置上，多帖有一张写着“天地国亲师”的红纸。唯
一的不同是以“国”代“君”，原有的木头牌位被简便易行的红纸黑字代替
（无论台独人士如何费力抨击中共封建专制和独裁，其领导人对老百姓而言
都是望之不似人君，所以搞一点修正主义是必要的）。这种共产党报章所称
的“封建迷信”，决不是科学知识不普及，两手抓没抓好的缘故，而是因为
“道之大者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
经济基础没有变。相反，皇帝被干掉了，“君”就一定会改成“国”，如果
一时没有改过来，这样的错误也会很快被发现和纠正。
在东西方鼓吹教育万能和教育能够决定一切的人不在少数，信奉这一点
，是多数文化否定者的隐性前提。若真的如此那大概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办
不成的了，纳粹要复活，可以开一个希特勒培训班；中国要革命可以考虑教
育出成群接队的孙中山（搞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毛泽东（搞无产阶级革命）
；台湾要搞台独可以训练几十个李登辉。历史将没有任何规律性或必然性可
言，一切全在掌握之中，由拥有优越地位的阶层经由教育手段安排未来，这
样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理应可以子子孙孙做皇帝，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应该能够进行到底，可事实并非如此。冯友兰教授说过
：人主要是靠“化”而不是靠“教”。这是事实胜于雄辩而不是反过来：雄
辩的理论可以胜过了事实的说服力。人除了受理论教育的熏陶，更受到实践
经历的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社会化过程是是一个和外界互动的、
由后果和事实不但强化其认知的过程。教育作用是巨大的，但没有决定一切
的功效。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用“阶级仇、民族恨”为中心的思想教育，激发了
广大官兵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共军的战斗力极大提高，能够以弱击强战无不
胜。从现在的结果来对比分析，这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思想教育的成功，至少
同等重要的还有看得见阶级利益（分田）和阶级恐怖（蒋介石的屠刀）两个
重要方面。在解放后的工商业建设过程中，大陆采用的手段较主要考虑了道
德上的合理性，共产党因袭了战争中的成功经验，在政府部门和企业中全面
设立党组织（这就是储安平所指斥的党天下），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
幻想以此实现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放弃了对工人切身利益进行威胁的手段
，以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代替眼前利益，但在实际上遭到了无情的惨重的失
败。以致今天不得不进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和放弃共产主义的原则性纲领，共
产党长期坚持思想教育（以提高觉悟为目的）而极端忽视管理教育（以建设
职业道德为目的），是公德建设成效寥寥的重要原因。
通过企业对比，很容易发现深圳的国有企业比内地的国有企业的活力和
效益都要好一些。笔者曾经在两地的国企里都工作过，认为深圳国企的根本
差别在于从总经理到打工仔的“聘任制”，说白了就是有一个“失业威胁制
”，真是对不起得很，你如果干得不好你的饭碗就保不住了。现在国企的根
本问题在于管理手段欠缺。设若一个总经理既有能力而又没有私心（太难得
了）还很有事业心，他一样搞不好国企。从理论上讲在总经理负责制之下，
他对员工有权开除和引进，可以提升或降级，可以加薪或者罚款，但在现实
中，他没有可能作到这些，或者是只能象征性地做一两次。他既不能奖勤又
不能罚懒，也难以让称职的人到合适的岗位上去，或者给不称职的人以压力
使其变得称职，这样的企业如果能够搞好，那一定是有偶然性在起作用，或
者是全体员工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创造的奇迹。所以，在劳动还只是谋生的
手段还远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轻率地采用平均主义分配制
度和终身制，全面放弃威胁和利诱的两面手法，放弃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是
极其愚蠢的。放弃硬性管理手段是职业道德不张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和经营管理之父法约尔都极端重视管理教育工作
，这是职业道德建立的重要手段。泰罗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说：“没有工人
与管理人员双双在思想上的一次完全的革命，科学管理就不会存在。”若是
仅仅靠让工人和资本家不停地碰壁，来让他自己明白和自行确立公德意识，
这不仅给工人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也完全不符合资本家的利益。所以管理
教育必须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去，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坚持不懈。
然而，这一点上是不能走极端的，强求思想道德一致和幻想毕其功于一
役，是要犯大错误的，若上升到国家管理的层面上，则其荒谬性比较容易体
现，本世纪臭名昭著的三大实践依时间顺序是：苏联大清洗、美国麦卡锡运
动和中国文革。这样的教训足以引起所有论说者的惕戒。笔者曾经见过一份
统计调查资料，在日本企业中，1/3的员工比较具有敬业精神，1/3的员工在
管理下能顺利完成工作，另外还有1/3的员工比较消极（这也许是性格使然或
者是终身雇佣制和年功系列工资制的结果），这样的企业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日本企业是全世界业者的榜样，其最大管理特色是企业文化建设，实际就
是管理教育拔高的说法。不过这倒是很好地体现了文化传统必须加以改造才
能服务于企业，职业道德不是传统道德可以涵盖和自然延伸的道理。同时这
样的一个人为自主的建设过程，大大缩短了西方道德确立的时间，在日本非
常迅速的现代化过程中，保证了公德意识的及时和同步，很好地促进了日本
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和生命力，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这大概是历
史上最成功的教育成效了，然而其成功还是有内涵条件的，如较强的舆论约
束（这个需要注重人情和面子的社会认同才会有效）和一定的宗法依附关系
（以资本家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观念）。这样的成功在西方“只要不违法就
是有效自由”的人文环境中，可能就很难取得和维持，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式
成功。正如一位美国管理学者所言“南洋华人把家族建成现代化企业，而日
本人给现代化企业带入家庭氛围”。这是中华文化传统持久生命力的又一见
证。
在最近五十年来，中华大地海峡两岸工商业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在产值
上都已超过传统产业。台湾由于在发展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和所受干扰较少，
基础和外部环境也较好，进步更是迅速。在从业人口上，大陆从事传统耕作
农业的仍然占压倒多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段相当长
的时间。即使在实现了现代化（西化）的城市和台湾，传统的东西仍然在起
作用，新的公德意识仍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在大陆，忽视管理教育和放弃
管理手段是公德难以确立的原因；在台湾，现代化进程速度太快，又没有相
应进行日本那样的企业文化建设进程（实际上台湾中小企业太多，根本无力
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公德意识确立比滞后，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表现得
比较“丑陋”，以大陆公德意识尤为薄弱。在两岸，私德约束仍然居于重要
地位，如台商离开了原有的生活圈子到大陆后，就有开始乱来的，大陆离家
较远的就有人选择为娼为妓，如果在家乡附近这些人都是道貌岸然的好人，
这些变化都是离开了私德的约束社区范围的缘故。
总之，公德的欠缺是因为其建立过程远未完成，和公德建立过程中的各
种偏差导致的结果，跟传统文化没有因果关系。这不能成为抨击中国传统文
化的理由，相反，在对传统不加甄别地否定和批判中，道德水准的下降和道
德真空状态是社会失控的关键原因，如大陆的文革时期和台独泛滥时期，人
们的表现更加不尽人意。在公德未完善的条件下，两岸均能够实现较快的经
济进步，正好说明人们品德优秀和文化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适应性。
*** 返回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