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甘阳
我的趣味决定了我热爱自由，我
的本能和理性决定了我热爱平等。
托克维尔致穆勒（1835年6月）
一 90年代中国思想景观
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
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往往
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并以此出发而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对
几乎所有问题都有某种现成答案的新的意识形态。不太夸张地说，90年代中国思
想界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广有市场的保守主义话语系统，这个系统一方面有
一个保守主义理论话语为基础或核心，另一方面则又表现为更具体的保守主义历
史话语、保守主义文化话语、保守主义政治话语以及保守主义经济话语。兹试概
括如下：
（1）保守主义理论话语：其核心主要是对西方经验的某种总结，即区分“英
国模式”与“法国模式”，前者代表改良、渐进，也是值得仿效的现代发展道路
，后者则代表革命、激进，也是不足为训的范式；这两种范式的对立同时也被看
成是价值取向上的对立，即自由与平等的对立，或自由与民主的对立，或所谓“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等等；
（2）保守主义历史话语：其中心论点是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完全走错了道路，
即很不幸地没有走上英国道路，而是错误地模仿了法国模式，从而使一部中国现
代史成了一个不断革命、日益激进的历史；晚近以来的历史研究主流（许多人所
谓“重写历史”）因此实际上主要也就是在检讨为什么近代中国人会走错了路，
例如为什么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渐进走激进，不爱自由爱平等，不追求“消极
自由”而狂热向往“积极自由”，等等；
（3）保守主义文化话语：由于近代中国走上激进道路通常被看成首先是中国
知识份子的思想激进倾向所造成的，因此毫不奇怪，时人大多倾向于贬低以至否
定五四人物及其代表的传统，而主张今天在思想学术上更应该继承民初“学衡”
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念（晚近标举陈寅恪为人格化代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同
时也发展为对当代西方思想学术的基本态度，即认为今天不应该再重复五四传统
一味追随西方激进思潮的同样错误，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
“女性主义”等就不适合今日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和西方并不处在同一发展阶
段；又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甚至可能发展为一种更基本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即认为
中国文明就其本质而言是相对温和保守的，而西方文明则是刻意求新的，因此中
国应该走更适合自己温和保守特点的发展道路；这种看法甚至可能进一步延伸为
对下一世纪东亚文明发展和东亚现代化模式的更一般论述；
（4）保守主义政治话语：目前最时髦的论述已经不是原先的新权威主义，而
更多是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以至否定民主。中国知识份子几乎普遍地担心，在中
国强调民主只怕又会弄成“大民主”，强调“参与”又如何避免不弄成“群众运
动”？因此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最好不要多谈民主而应着重批判“大民主”，不
宜强调参与而应大力批判“群众运动”，尤其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决不能强调平等
而必须批判平等主义。略有理论基础的论者尤其会论证，“根据英美自由主义”
，自由比民主更重要，保护少数比多数参与更重要，我们应该要“消极自由”而
不是“积极自由”，等等。确切地说，自由主义或“英美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
基本已成为反对民主的一种变相说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众参与越
低，个人就越有保障；积极自由越小，消极自由就越大；
（5）保守主义经济话语：这套话语一方面以西方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即经济不
干涉主义（laisser faire）为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又以上述种种保守主义话语为
更大心理文化支持，两者之间互为转换，互为根据：例如要渐进不要激进在这里
也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不要奢谈公平正义，而所谓“消极自由”在这里更顺理成
章地具体化为自由经济；这种朴素的社会文化心理经过理论化也就成了经济自由
主义的归约论，即把自由主义归约为市场经济主义，把自由归约为市场的自由，
进而认为自由经济能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而国家干预市场也就是破坏自由；
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因为事实上两者都
必然导致国家干预市场。
以上所述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方方面面，并非彼此完全协调，更非什么严
密构成的理论，而毋宁更多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情绪，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反而
更能形成某种四面呼应、八方笼罩的文化氛围。就目前看，这种保守主义不但已
成为今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而且可能成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主导意识形
态。我们因此不能不问，这样一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否能帮助中国知识界今日
及今后提出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和理论？这样一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又是否有利于
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从容应对它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种种挑战？
我个人对此非常怀疑。因为在我看来这种保守主义只能造成知识界在思想上
暮气沉沉，在知性上顿足不前，在心态上则未老先衰，一派黄昏景象。例如只要
注意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那种文化没落主义式的自恋心态在中国知识界能
引起如此普遍的心理鸣，我们就不能不怀疑中国知识界是否已经穷途末路，惟借
凭吊遗老而发遗少之牢骚？至于所谓“保守主义是90年代中国走向成熟的标志”
，更是掩盖思想贫乏的虚张声势罢了，因为它实际只表明中国知识界今天已不再
具有锐意创新的思想动力，更不要说大刀阔斧的开拓气魄；更糟糕的是，许多人
似乎日益满足于以陈词滥调混充思想深刻，例如开口闭口就是“根据英美自由主
义”，与当年动辄“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如出一辙。
二 拒斥反民主的自由主义
我个人认为，革命时代已经结束，今后的突出问题只怕已不再是极端激进，
而是极端保守。本文因此试图对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提出一些初步的批判检讨。
由于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论述形式在我看来主要是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
本文以下由此希望首先就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重新提出一些问题
。
具体而言，我将着重检讨前面列为第一项的保守主义理论话语，即关于所谓
“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的对立，或“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等
等，这不仅是因为这一话语是90年代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出发点，而且也是因为
我个人事实上是这一理论话语的最初提出者之一。我在1989年出国前在《读书》
杂志发表的最后两篇文字－－《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以及“自由的
敌人：真善美统一说”－－在中国大陆首先引入了柏林（Isaiah Berlin）关于“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等观念，在知识界曾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我
在出国后不久发表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二十一
世纪》总第三期，1991年2月），又在大陆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张
力问题，以图概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不同、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
的分野等等，并提出“奠定自由与秩序”来总结我当时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
政治理念，该文在许多方面事实上已开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先声。也因此
，我在这里愿意从重新检讨我自己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
”》一文出发，以提出一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因为该文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所存
在的问题和偏颇在我看来仍普遍存在于今日中国知识界。确切地说，我认为今天
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
命，拒绝以柏克（Edmund Burke）否定卢梭，更拒绝以中国传统之名否定西方启
蒙以来以及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性传统。我确实日益认为，再度重新认识自
由主义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再度重新思考启蒙、革命及现代性等基本问题的错综
复杂性，对于中国知识份子群体在世纪之交的知性发展和政治成熟，都已经变得
非常必要甚至非常迫切，因为说到底，中国知识份子将无法回避我所谓的“托克
维尔问题”，这就是本文标题所点出的：中国知识份子所自许的自由主义是一种
什么样的自由主义？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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