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思想的长城和思想的开放 (作者：达未 10/19/1999) ==
正当中国自由派和新左派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路向争论不休之时，美国导弹
炸到中国人的头顶上。于是又出现了汹涌如潮的民族主义大高涨。本文以为：中国民
族主义分子的激愤，并非完全出自毫无理性而言的感情冲动。他们有理由担心，美国
会得寸进尺；任何示弱退让可能只会鼓励美国进一步的冒险行动。因此明知国力军力
悬殊，除了拼死抗争，似乎别无选择。中国自由派则大不以为然。美国欺负中国，说
到底是中国内政黑暗，“一条腿”改革的方针使社会百病丛生，矛盾积累成山。要使
中国摆脱困境，只有“师法英美”，“回归现代文明主流”。中国一旦在制度运作和
价值取向方面跟西方完全看齐，美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放弃对中国的敌视遏制政策。这
样一举两得地搬掉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国内国际障碍，乃是中华民族复兴繁荣的唯
一可行之路。而他们目前最担心的一是如果按照民族主义分子的主张跟美国重新对抗，
不仅在力量对比上是以卵击石，而且会使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因为国际环境的恶化而倍
加艰难。二是中国统治阶层中的极左势力会趁机卷土重来，利用民族主义狂热煽动反
美情绪，来掩盖国内矛盾，转移人民的视线和不满；并且根本逆转改革开放政策，使
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更加恶化，彻底葬送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前途。他们为北约轰
炸中国使馆所作的竭力辨解，几乎被人们视作汉奸行径；而他们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所抱的良苦用心却被忽视。
从表面看，上述两种政治立场和主张水火不相容；其实在希望中国强大和不受外
侮方面，两者并无实质差别。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一，把中国视为二十一世纪主
要竞争对手的美国，显然已经看破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策略；因此除非中国放弃
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任你现在怎样忍声吞气逆来顺受，也不管中国实行
什么样的制度，它也极少可能坐视或帮助中国发展壮大为其下世纪的主要国际竞争对
手。二，民族主义如走火入魔，固然十分有害。如果对自由主义的理念追求运用不当，
于国于民同样祸害无穷。以俄国为例，当原苏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人民真诚追求自
由民主的时候，在美国战略家的考虑策划中，这种追求却是被当作瓦解俄罗斯民族精
神防线的有效手段来加以利用的。俄国在“回归现代文明主流”之后国际地位和国家
实力的一落千丈，显然很难把账算到民族主义的头上。实际上，不管俄国或中国怎样
压制或扫荡国内的民族主义怎么积极诚恳地拜美国为师，如果因此而指望这个老师会
产生希望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想法，未免太一厢情愿。两国领导人在特定时
期和特定条件建立起来的良好个人关系，似乎甚难改变这样一种基本的战略竞争关系。
中国自由派分子想通过民主自由的方法使中国富强的出发点固然不错，但如何说服中
国人民在前苏联发生的情况不会在中国重演，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如今许多原民
运支持者和同情者都改变了初始立场，苏俄目前的现状胜过任何雄辩。要使中国自由
派知识分子的民主自由理念重新获得中国民众的认同支持，前提恐怕是他们必须把首
先把自己转移到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正如中国的五四前辈早就认识到的和王小东在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中所强调的，使“强势民族”极为反感的“弱势民族”的民
族主义，乃是“弱势民族”面对强权欺凌压迫而维护其成员基本人权利益的最后屏障。
出于这一原因，西方舆论硬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同民主主义对立起来尚可理解。如果
中国人自己也这么认为，并且因此而对中国目前民族主义的高涨忧心忡忡甚至深恶痛
绝，恐怕只会增加人民对他们政治主张的抵触和反感。
我们渴望呼唤民主自由，不是为了讨取我们国际竞争对手的好感；并天真地以为：
凭着这种好感，那些国际强权霸权主义者就会赐给中国人一个优惠的外部发展环境，
使中国可以后来居上挑战它的霸主地位。我们需要民主自由，是因为中国经历了那么
多曲折磨难，不靠民主自由的方法，中国现存的一切问题几无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无
论是中国的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相信认识到这一点的为数不少。事实上哪怕是中共
最酷爱专制手段的某些领导人，也从来没有说过民主不对或不要民主，而只是强调在
中国民主只能循序渐进。这里面，既有对自身实际利益的盘算，也确有对社会稳定的
考虑。如果采用某种民主的方法，既能解决用专制手段解决不了的使中共感到一筹莫
展的积难重症，同时中国又不至“江山变色”分崩离析，付出苏俄所付出的那种惨重
代价，相信在中国反对民主改革的声音将会减少到最低程度。因此中国自由派分子现
在亟需做的，不仅在对外国际关系上，应该坚决地站到对抗强权、维护民族利益的鲜
明立场上来，而且在对内推进中国民主自由进程的过程中，都必须强调中国的民主自
由诉求与维护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并行不悖，决不允许国际强权和国际资本借着民主、
自由、人权之类的招牌，来扶植其政治附庸势力，插手中国内部事务，更不允许乘机
分裂削弱中国，从而永远确保其既得的国际政治经济优势地位。要做到这一点，中国
必须坚决地摒弃西方那种民主闹剧式的多党“轮流坐庄”制度。中国之所以必须这样
做，至少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一，以金权操纵为根本特征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并不能真正贯彻反映人类多少
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民主自由理念。
二，有历史经验为鉴，实行“多党制”乃是方便西方强权对中国实行各个击破、
分而治之的最佳安排。
三，俄国社会的空前腐败证明“多党制”模式决不是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
变型的最佳选择。
如果中国人能够通过全民族的广泛争辨讨论，在上述几个根本点上取得基本共识，
中华民族在向现代民主自由制度迈进过程中，就建造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思想长城。
没有这样一道思想长城，不管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主观愿望怎么良好，中国政治制度层
面上的全面改革和思想言论方面的彻底开放，只会为西方霸权向东进行政治经济和文
化扩展并最终征服中国的大开方便之门。
不言而喻，这样一种选择意味着中国人民不得不仍然接受和支持中国现存的一党
专制制度。在摒弃西方“多党制”的前提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如果不对这种
具有某种先天性缺陷的制度进行独创性的改革，中国可以有效地实现几代人梦寐以求
的现代化目标。综合比较各种可能性的选择，实行思想、言论、舆论和出版方面的全
面开放，在克服一党专制的基本缺陷方面，也许是一种最为行之有效的弥补方法。我
们之所以把这种选择称之为行之有效，首先是因为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共新一代领导
意欲把干部选用和治国方略决策方面的科学化民主化，作为其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和民主化进程的主要目标。这样一种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的选择安排不能说没有
道理。但是如果在干部选用方面没有舆论的全面开放和有力监督，在思想理论的探索
建树和决策建议方面缺乏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干部选用和决策的科
学化民主化目标，就可能因为缺乏这种民主制度的保证而完全落空。中共把在中国实
行“一党制”的理由和必要性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多少年来的惨痛历史教训却明白无
误地告诉人们：在各种关系矛盾空前复杂的现代社会，任你如何英明伟大博学多才，
任你所拥有的智囊班子如何才华盖世料事如神，没有哪个人哪个政党哪个群体哪个派
别，可以穷尽全局明察秋毫真理在握。局限偏差失误在所难免。加上多年一党专制统
治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养成的有意无意揣摩迎合统治者意图的陋习，如果没有宪法明文
规定的能够广泛反映中国各阶层民众利益诉求的思想言论自由，所谓的领导决策科学
化民主化，就很可能只会成为少数代表某些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知识精英从事“幕僚
政治”的代名词。如果循此办理，中国的声称代表全民利益的一党统治，与西方“多
党制”名义下的金权政治，就很难体现出应有的本质性区别。因此如果开放思想言论
自由，实际上为中共政治改革的目标提供必不可少的制度性保障。
再从中国目前最为紧迫的“反腐肃贪”任务看，除了开放不受权力控制的舆论监
督之外，十几年来几乎什么方法都试过了，结果有目共睹。明摆着独立于权力系统之
外的舆论监督是最为有效的“反腐肃贪”方法，就因为担心“在报纸上连骂三天我们
就会垮台”的现实政治考虑，始终不予采纳。而一旦借助中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有
利条件，促成坚定支持中共一党专制的全民共识，开放独立舆论的先天性政治障碍就
不复存在。
最后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要求看 ，不管国际反华势力怎样对华重演“冷战”的
伎俩和图谋，中华民族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全面开放的势态。没有对人类现代文
明成果的广泛引进吸收，没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兼容并蓄和全面开放，回复夜郎自大闭
关锁国的老路，中华民族要抵御世界霸权扩张的思想长城，就会如同建造在纸盘沙滩
之上一样弱不禁风。
北约对中国使馆的轰炸使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民族主义情绪的空前高涨对民主自
由的理念提出了强劲的挑战，这两者似乎都是坏事，其实也是好事。因为在中共执政
以来这么多年，中国的自由派和民主促进派第一次有机会向中共证明，建筑在反对全
盘西化基础之上的言论自由和思想开放，不仅不会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破坏中国政治稳
定的工具，而且可以使中国以摩擦内耗程度最低的方式，比较顺利地完成中国社会现
代化转型的预期目标。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中国似乎终于首次接近一种前所未有的历
史机遇。首先从国内主观条件看，就整体而言，中国知识分子既不再对原教旨主义式
的社会主义抱有幻想，也不再对西方的“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盲目崇拜趋之若
骛。他们对中国照搬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灾难性后果，比任何时候都看得真切和心中
有数。其次从外部客观条件看，西方强权对中国的打压遏制和公然侵犯，迫使中华民
族同仇敌忾空前团结。那种象前苏联那样，一放开舆论和思想控制就在知识界和民众
中形成一面倒亲美反共的局面，几无可能重演。为了加强政治保险系数，也许中国现
在应该使理性引导之下的民族主义继续升温而不是降温。另外也可以考虑逐步放开舆
论的做法，使类似《战略与管理》、《读书》、《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
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上海凤凰电视台等拥有一批社会责任感最强、思想最为成熟编导群体的
媒体，首先取得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编导责任。其次对编导政治素质和读者知识层次较
高的网络刊物，也可率先放开控制。随着以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立场观点逐步成为稳定的全民主流意识，不断相应扩大舆论开放的范围。同时必须
坚决禁止外资进入中国新闻媒介和文化产业。这是第一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西方的“多党制”虽然不可取，但西方媒介那种区分精英文化和
大众文化的做法，很值得借鉴。西方国家真正允许所谓“思想自由”和不同观点交锋
争论的领域，其实基本也就局限在那些带有高层次学术讨论性质的报刊媒体上。而形
形色色面对大众的媒体，基本上就是按照国家主流观点各显神通地巧妙引导和操纵民
众的集体意识。在西方媒体有关科索沃战争的舆论控制和操纵方面，这一特点表现得
尤为明显。而较高层次上的不同意见争论，则是为了确保当局决策能够得到足够反面
意见以降低决策的失误。一面倒的公众舆论引导，则是为了确保国家的战略行动获得
足够的民意支持。西方出版界允许《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发行而决不允许《共产党宣
言》的思想挑战“自由经济”和“多元政治”主流意识的做法，应该成为中国全面实
行思想言论自由的参照。实际上，西方主要媒体都对自己的工作员工发有《工作指导
手册》之类的行业规范准则。西方社会一面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作为社会运作的基本出
发点，一面却能在各方利益矛盾冲突必然尖锐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西方社会统治阶层对媒体的经济控制和形式上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出版发行自由，
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发挥了远比监狱、警察和军队更为有效的作用。
中国面对世界霸权主义的强势挑战，也许应该摒弃那种一提到必要抗争就只考虑
物质力量对比的单维思维方式。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可以预计的数十年时间内，中
国的实力仍然会远远落后于美国。如果非要等待中国足够强大之后才能对强权欺凌说
“不”，中国也许在这之前就会被永远剥夺掉嬴得强大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反之，如
果从现在起，中华民族就致力于建造一道自我防卫的思想长城，使民族在思想精神上
重新产生一种高度的凝聚力，加上在民族思想资源吸收和建设方面的高度多样性和全
面开放进取性，相信同样能产生使我们的对手望而生畏的巨大威慑力量。在一个奉“物
竞天择”、“弱肉强食”为天经地义的国度里，无论是鸽派或鹰派主政，只有当他们
认识到必须为其霸权行为付出相应代价，而且这种代价将显然超出其收益之时，中美
之间的战略性伙伴合作关系，才会真正获得稳定可靠的立足条件。很显然，单以军力
国力的抗衡较量，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可能使美国的冒险代价超出其冒险收
益。只有当美国的战略家们把十二亿人民万众一心的精神长城作为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时，他们才会对这种付出与收益的对比计算，缺乏完全的把握和信心。而这样的长城，
必须建筑在现代社会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本民主原则之上，才会坚不可摧永远立
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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